第07章 四大寇（大章加更）（1/2）

香港，歌赋街二十四號，

“杨耀记”的招牌悬在门楣之上。

铺面不大，卖的是杂货与洋货，兼做些南北行生意。

杨鹤龄站在窗前，望著楼下往来的人流，忽然笑了一声：“你们说，这满街的人，有几个知道自己是亡国奴？”

屋內无人应答。

他回过头，见孙中山正低头翻著一本英文书，陈少白斜靠在酸枝椅上把玩一只鼻烟壶，只有尢列抬起头，悠悠地接了一句：“知道了又如何？知道了，也不过是多个酒钱。”

杨鹤龄的父亲在澳门经商，在香港置下这间铺子，本是指望儿子能安心做买卖，光大门楣。谁知杨鹤龄从广州算学馆毕业后，非但无心生意，反倒把这里变成了几个年轻人的聚谈之所。

孙中山在香港华人医学院读书，陈少白是他的同学，尢列则在华民政务司署当书记。四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每逢课余假日，便在“杨耀记”楼上高谈阔论，往往至夜深方散。

今夜，尢列带来一包从广州捎来的龙井，陈少白从荷李活道的洋行买了几听英国饼乾，孙中山则刚从学院下课。

四人围坐在酸枝圆桌前，窗外是歌赋街的灯火，窗內是年轻人蒸腾的热气。

“逸仙，”

杨鹤龄转过身，看向孙中山，“你那本《法国革命史》可看完了？”

孙中山抬起头，將手中的书合上，封面赫然印著法文书名。

他今年二十四岁，面容清瘦，目光却有一种异样的沉静，

“看完了。

法兰西人杀了一个国王，换来的是平等、自由、博爱三个词。我们杀了多少皇帝？可百姓还是百姓，奴才还是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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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放下鼻烟壶，坐直了身子。

他生得俊秀，是四人中最年少的一个，不过二十一岁，却已有了几分名士派头。

他祖父是牧师，父亲是乡绅，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后来又入了广州格致书院，中英文俱佳，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可他偏偏不安分。

“法兰西的百姓，”陈少白说，

“杀国王之前，要先知道国王可以杀这个道理。我们的百姓呢？四万万人，有几个知道朝廷是可以不要的？”

“知道又如何？”尢列仍是那副淡淡的语气，“知道造反要杀头，九族都要诛。你我去说，人家当你疯癲。你我做了，人家还要帮著官府来捉你。”

尢列年长孙中山一岁，是顺德人，出身书香世家。

他十七岁隨家人东渡日本，后来又北上京津，遍游华北华东，最要紧的是——他在上海加入了洪门。

他从未细说，孙中山也从未细问。但正是因为这个身份，他在四人中最沉得住气，也最懂得秘密二字的分量。

“那我们就等著？”

杨鹤龄急了，“等朝廷自己倒？等洋人发善心？还是等孔夫子从坟里爬出来救人？”

他虽是富商之子，却有一腔热血。

当年在广州算学馆与尢列同窗时，便常听尢列讲洪门的故事，讲明末遗民的悲壮，讲天地会的忠义。

后来与孙中山重逢，更是如鱼得水，恨不得立刻拉起一支队伍，打到北京去。

“不是等。”孙中山缓缓开口，

“是教。是让更多人知道。你我今日在这里说的每一个字，將来都会有迴响。”

“你们应当都见过。”

孙中山说道，“在满清治下，我们的同胞，被打了不敢还手，被骂了不敢还口，被杀了也无人问津。

可他们不是生来如此的。”

杨鹤龄握紧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陈少白默然无语，只是轻轻嘆了口气。尢列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叶，没有说话。

“逸仙，”尢列放下茶杯，目光落在孙中山脸上，“你那天说的那句话，我想了很久。”

“哪句？”

“推翻朝廷。”

室內忽然安静下来。

“这是杀头的话。”尢列的声音很低，却很清晰，“你应当知道香港有多少满清朝廷的密探，传出去，你我的人头迟早都要掛起来以儆效尤。”

“我知道。”孙中山说。

“那你还说？”

“因为这是真话。”

孙中山站起身，走到窗前，

“我在翠亨村的时候，见过一个老人。他年轻时参加过太平军，跟著洪秀全打到过武昌。后来天京陷落，他逃回广东，隱姓埋名几十年，靠给人打短工度日。

我问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我问他：你们当年为什么造反？他说：活不下去了。我问他：如今的日子比那时候好过吗？

他说：更难过。太平军败了，朝廷更凶了，洋人更狠了，百姓更穷了。”

他盯著眼前的三人。

“那个老人去年死了。前几年，他把一张太平天国的圣票夹在信纸里寄给我，让我等他死了烧给他。他说：到了那边，还要用。”

陈少白忽然笑了一声，“洪秀全？成不了事。他占了半壁江山，最后还不是败了。”

“因为他不是真的造反。”尢列说，“他是想做皇帝。一门心思想做皇帝的，最后都当不了皇帝。”

“那谁是真的？”杨鹤龄问。

无人回答，或者说都默契地看了一眼外面，没吭声。

香港，是那位的养老地。

而很多人，都在等著。

或是等著他死，或是等著他起身，等著他下令，等著他在报纸上来一封新的告同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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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起身，给自己斟了一杯茶。他的手很稳，但眼神里有一种亢奋，

“我今天在书院听何启先生讲课，”他说，“讲的是英国的议会制度。你们知道吗？英国的国王现在只是个摆设，真正管事的是议会，是首相。老百姓可以骂国王，可以骂首相，可以在报纸上公开说他们的坏话，官府不会抓人。”

何启是香港的名流，也是孙中山的老师。

他毕业於英国阿伯丁大学，是香港华人执业大律师，后来又在医学院任教。他与胡礼垣合著的《新政真詮》主张仿行西法、改革政治，对孙中山影响很大。

“何先生说，”陈少白继续道，“一个国家要强，就要让老百姓说话。老百姓不敢说话的国家，再大的兵舰也是纸老虎。”

“让老百姓说话？”尢列冷笑一声，“在北京城门口贴个告示，骂两句朝廷试试？看是老百姓的嘴硬，还是刽子手的刀硬。”

“所以要有枪。”杨鹤龄说，“洪秀全有枪吗？他有。可他还是败了。”

“洪秀全败，不是败在没有枪。”

孙中山重新坐下，语气平静而坚定，“是败在没有理。他只说我是天父的儿子，不说人人都是天父的儿子。他只说要推翻清朝，不说推翻了之后怎么办。

他打下南京，做的第一件事是盖皇宫，是选妃子，是学皇帝的派头。这样的造反，贏了也是输。”

“美国人的独立宣言，开篇第一句：人人生而平等。这是造反的道理。法国人的《人权宣言》，第一条：人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这也是造反的道理。我们造反，也要有我们的道理。”

“我们的道理是什么？”陈少白问。

孙中山沉默片刻，缓缓吐出八个字：

“驱逐韃虏，恢復中华。”

尢列的目光闪了闪。这是洪门的口號，他再熟悉不过。

恢復中华，这四个字有多少血泪？那是曾经的辉煌和尊严。

“然后呢？”他问。

“然后？”孙中山看著他，“然后建立合眾政府。像美国那样，像法国那样。不要皇帝，不要世袭，总统由人民选举，任期到了就换人。”

“人民？”尢列轻轻摇头，“我们的百姓，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怎么选举？”

“所以才要办学，才要开民智。”

孙中山说，“我去年写给郑藻如的信，说的就是这个。先在香山办农会、禁鸦片、兴学堂，一县做成了，一府就能做；一府做成了，一省就能做；一省做成了，全国就能做。”

郑藻如是香山同乡，曾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当时正退休在家。孙中山今年给他写信，提出在香山县试行改良的主张。

杨鹤龄听了，连连点头：“这个办法好，稳扎稳打，不惊动人。”

陈少白却不以为然：“一县一县地做，要做到哪一年？四万万人，等得起吗？洋人可不等我们。”

“等不起，”孙中山说，“所以更要快。怎么快？有人去办农会，有人去办学堂，有人去运动军队，有人去联络会党。各做各的，齐头並进。”

他的目光落在尢列身上。

尢列知道他看的是什么——洪门，天地会，遍布南中国的秘密组织，几百万会眾，都是活不下去的人。

尢列沉吟片刻，说：“会党讲义气，但不懂主义，不懂民主和自由。他们反清，是因为朝廷害他们活不下去。我走遍好几个地方的洪门，只有上海的好些，没有那么可靠。”

孙中山摇了摇头，“不见得。那位九爷不也是会党魁首？他一手利刃，人头滚滚；一手教义，教化人心。说到底，会党也是老百姓，只要有人去教，他们也能懂大义。”

孙中山说，“让他们知道，反清不是为了自己活命，是为了让天下人活命。让他们知道，清朝倒了，不是换一个皇帝，是彻底换个天下。”

尢列看著他，忽然笑了：“逸仙，你是个会说话的人。难怪关景良的父母不让他跟你来往，怕他把儿子带坏了。”

关景良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同学，父亲关元昌是牙医。

孙中山也笑了：“关景良是个好人，可惜父母管得太紧。他不来也好，省得连累他。”

“连累？”杨鹤龄大声道，“我们做的事情，本来就是要连累人的。怕连累，就不做了？”

“做！”陈少白一拍桌子，“我第一个跟你做！要我做什么？”

“你先读书。”孙中山说，“把书读好，把英文学好，將来有用。”

“读书？”陈少白瞪大眼睛，“我读得还不够多？我在格致书院读了两年，又在西医书院读了一年，还要读？”

“要读。”孙中山说，“我们要造一个新中国，就要有新知识。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都要学。日本人已经在学了，他们学得比我们快，將来会比我们强。我们不学，就只有挨打的份。”

尢列给自己斟了一杯茶，茶叶是上等的龙井，是他从广州专程带来的。

他的生活方式与在座几人截然不同——早晨的漱口水要用鲜莲子熬成汤，凉到温度合適才用；衣裳要穿最讲究的面料，喝茶要喝最讲究的茶。但他偏偏和这些谈造反的人搅在一起，偏偏愿意听孙中山说那些杀头的话。

“逸仙，之前我託了堂里的大哥给你递信，有回信没有？”

孙中山点了点头，隨后又苦涩地笑了笑。

“陈先生也是一个意思，让我先把书读完。”

尢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几人又聊了一会，话题总是不自觉地偏移，

“我经常想，凭什么一个人只是活著，就要给人磕头？凭什么一个人只是种田，就要饿死？凭什么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可以坐在家里收租，可以当官作威作福，可以骑在百姓头上？”

“后来我在广州读书，看见官府抓人，抓的是几个偷东西的孩子。那几个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偷的不过是几个馒头。可官老爷不管这些，把他们抓去，打板子，关起来。他们出来的时候，腿已经断了。”

孙中山的声音很平静，

“英国人的报纸可以骂自家的皇帝，可我们的皇帝呢？我们的皇帝在紫禁城里，看不见百姓，听不见百姓，也不在乎百姓。”

他看著三位挚友。

“这香港，有自来水，有煤气灯，有医院，有学校。洋人犯了法，也要上法庭。我们那里呢？县太爷一句话，想抓谁抓谁，想打谁打谁。交了钱就放人，交不起钱就关到死。

这不是船坚炮利的事。这是制度的事。”

陈少白眼睛一亮：“制度？”

“对。制度。”孙中山说，“医学院也教法律，英国的法律——当然，是英国人写的，里子肯定偏袒英国人。可它有规矩，不管是好的规矩还是坏的规矩，老百姓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没规矩，或者说有规矩也形同废纸，老百姓就只能猜——猜官老爷今天高兴不高兴，猜今天会不会被抓去打板子。

猜了几百年，猜成了什么？猜成了奴才。”

“我们的同胞啊……..被教训了二百多年，忘了怎么当人。”

陈少白心里发闷，主动撇开了话题，问道：“逸仙，你之前说日本人学西洋学得很快？”

孙中山想了想：“我听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时，才十五岁。可他们有一批人——像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这些人——去欧美考察了两年，回来就改革。废藩置县，学西洋制度；办工厂，学西洋技术；开学堂，学西洋学问。二十年，就起来了。”

“二十年。”陈少白喃喃道。

“我们呢？”孙中山说，“我们六十年代就开始办洋务，办到现在三十年，办成了什么？办了几个工厂，买了几条船。可制度没变，朝廷没变，百姓没变。”

他顿了顿，声音里有一丝疲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不可谓不尽力。可他们办洋务，是给朝廷办，不是给百姓办。船造出来，是朝廷的船；枪造出来，是朝廷的枪。百姓呢？百姓还是百姓，奴才还是奴才。”

“日本今年闹经济危机，听说各项生意被抢了不少，国內日子很难过。可他们照样在办工厂，在造兵舰，举国借债。天皇说话，百姓听；官府办事，百姓信。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北洋水师看起来风光，可那钱是哪来的？是借洋人的，是收厘金的。

借的钱要还，收的税要交。百姓一边交税养兵，一边被洋人欺负。这兵，养出来给谁用？

人家的兵，是国家养的。我们的兵，是官老爷养的。国家养兵，兵为国家死；官老爷养兵，兵为官老爷死。可官老爷太多了，有大有小，有满有汉，兵不知道该为谁死，索性就不死了，跑就是了。

“我近来在算一笔帐。”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三人。

“我在算——奴才算不算得明白帐。”

“陈先生让我多看看这世上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活的。”

陈少白微微一怔，放下手中的鼻烟壶。杨鹤龄原本倚在窗边，此刻也直起身子。尢列端著茶杯的手停在半空，杯中茶水纹丝不动。

孙中山翻开自己书袋里一本亨利·乔治的著作，指著书页上密密麻麻的批註。

“这本书讲的是：为什么机器越多，工人越穷？为什么国家越富，贫民窟越多？亨利·乔治算了一笔帐——土地被少数人占了，大多数人只能租地求活，种出来的粮食，七成要交给地主。这叫什么？这叫地租。地租是什么？地租是看不见的鞭子。”

“可你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里有地租，只有我们这里有鞭子。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他们也有。他们也有穷人，也有饿死的人，也有活不下去的人。”

杨鹤龄微微一愣：“逸仙，你不是常说英国如何好、法国如何好吗？怎么他们也有这些？”

孙中山合上书，靠在椅背上。

“我说英国好，是说他们的制度有值得我们学的地方——议会、法律、言论自由。

可这不意味著英国就是天堂。恰恰相反，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伦敦东区、柏林北郊、巴黎城郊，有成千上万的人，过得比我们村的佃农还惨。”

“你们知道伦敦东区吗？”孙中山问。

三人摇头。

“陈先生给我寄了很多报纸，有英文的，有法文的，我读得很费劲，但我读懂了。伦敦东区，那是伦敦最穷的地方，那里住的全是码头工人、临时工、失业的人，还有——女人和孩子。”

“有个火柴厂，叫布莱恩特与梅，在伦敦东区。厂里雇了几千人，大多是女人和女孩，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她们一天干十几个钟头，挣几个便士。可这几个便士，还要被扣。为什么被扣？因为脚脏了，扣钱；因为工作檯没收拾乾净，扣钱；因为说话了，扣钱。隨便什么理由，工头想扣就扣。”

尢列眉头微皱：“这不跟我们的佃农一样吗？交了租还要交杂派，交了杂派还要交耗羡。”

“一模一样。”孙中山说，“可最惨的不是这个。最惨的是——她们隨时会死。”

他从书里抽出一张报纸——伦敦新闻画报》，指著上面的一则报导。

“火柴要用黄磷，黄磷有毒。这些女孩天天接触黄磷，几年之后，下巴就开始烂。牙齿鬆动，牙齦流脓，頜骨坏死。到最后，整个下巴会烂穿，露出骨头，发出恶臭。这病伦敦人管它叫影子下巴——因为得病的人，下巴会慢慢消失。”

他放下报纸，声音沉下去。

“这种病，死亡率接近两成。每五个得病的女孩，就有一个会死。可她们不敢停工，不敢告病，因为停了工就没饭吃。她们只能一边烂著下巴，一边继续干活，直到烂得干不动了，或者死了。”

室內一片寂静。

陈少白喃喃道：“十四岁的女孩……烂著下巴等死……”

孙中山说，“最讽刺的是，这家火柴厂的股东，是伦敦的名流，是议会的议员，是女王册封的爵士。他们每年分红，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女孩，用命给他们赚钱，自己却住在贫民窟里，吃著发霉的麵包，喝著掺水的牛奶。”

他抬起头。

“就在两年前，这些女孩终於受不了了。一千四百人，集体罢工。她们走上街头，喊著口號，要求涨工资，要求取消罚款，要求改善条件。你们猜，英国政府怎么做的？”

杨鹤龄问：“怎么做的？”

“没怎么。”孙中山说，“报纸报导了，议会討论了，几个议员站出来替她们说话。然后呢？然后工厂主让步了，涨了一点工资，取消了几项罚款。罢工结束了，女孩们回去继续干活，继续烂下巴，继续等死。”

他停了一下，看著三人的眼神。

“这就是英国。有议会，有报纸，有言论自由，可那些女孩，还是烂著下巴等死。她们的议会，不会替她们立法禁黄磷——因为黄磷赚钱，因为股东是大人物，因为政府不想得罪有钱人。”

孙中山又抽出另一份德国报纸，上面转载了一篇柏林医生的报告。

“这是德国的情形。”他说，“柏林有个医生，叫弗兰茨·奥本海默，在贫民区行医。他写了一份报告，讲他每天看到什么。”

他念道：

“这个区住的都是什么人？是小业主、工人、妓女、流浪汉。最多的是工人，有技术的少，没技术的多。我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时候，就像看见了美杜莎的头——那张脸，能把人变成石头。”

他抬起头：“美杜莎是希腊神话里的妖怪，看一眼就变成石头。这个医生说，贫民窟的脸，就是美杜莎的脸。”

他继续念：

“这里的孩子，十个里有一个会死。不是病死，是热死。夏天，贫民窟的房子里热得像蒸笼，夜里也凉不下来——四周都是高墙，白天吸的热，夜里全放出来。孩子们喝了餿掉的牛奶，得了暑热腹泻，拉几天就没了。有个医生说过一句话：穷人的孩子，只有躺在棺材里才能凉快下来。”

“第二种死法，是肺癆。得病的都是什么人？是本来身体很好的工人，在工厂里吸了灰，住在没有光没有风的屋子里，吃的又不够，慢慢就病了。我们眼睁睁看著他们死，看著他们的家垮掉。偶尔能送进医院，可住不了几天就得出来——要干活。不干活，全家都得饿死。”

“第三种死法，是打胎。这里的女人，没钱养孩子，又没法不生孩子，就去找那些脏婆娘，在脏角落里打胎。那些婆娘骗走她们最后几个铜板，然后把她们弄得半死不活，或者直接弄死。”

孙中山放下报纸，看著三人。

“这就是柏林。德国的首都，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的中心。你们以为德国人过得比我们好？他们也有贫民窟，也有饿死的人，也有烂下巴的女孩，也有打胎打死的女人。”

尢列轻轻嘆了口气：“天下乌鸦一般黑。”

“不，尤兄。”孙中山摇头，“不是一般黑。是不一样黑。”

“我们这里，是朝廷把你变成奴才，让你不知道自己可以站著活。他们那里，是工厂主把你变成机器，让你知道自己可以站著活——可站著活，还是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