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 侠客行（1/2）

光绪十六年，庚寅之夏。

瀏阳北斗镇谭家大宅，一场雨刚过，空气里还潮湿得紧。

谭嗣同站在后花园的梧桐树下，靴底踩在湿透的苔地上，印出深深的痕跡。

那棵六丈高的梧桐倒了。

不是慢慢倒的——凌晨那声惊雷，把他从梦里劈起来。

天亮出门，就见这棵祖父手里种下的梧桐，从树干中间劈成两半，半边焦黑，半边还掛著青绿的叶子，像一个人死不瞑目的眼睛。

“少爷，这树……”

老僕罗升打著伞追出来，伞面被雨打得噼啪响。

谭嗣同不答，只绕著倒下的树干走了一圈。树皮裂处露出白生生的木茬，雨水顺著流下来，像泪，又像血。他伸手摸了摸——木头还是温的，雷火留下的余温。

“天赐的。”他忽然说。

罗升不懂什么叫天赐的。在他看来，一棵好端端的树被雷劈了，是晦气。

可谭嗣同不这么想。

那年在北京瀏阳会馆，他的老师刘人熙抱著他的金声琴，给他讲《琴旨申邱》，讲琴之为道，不在娱人耳目，而在通天人之际。

先生抚琴时，手指枯瘦，声音却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松沉而旷远，让人想起深山古剎的钟声。

“琴是圣人之器，”先生说，“制琴之木，或取之高山，或取之深谷，必要经歷过风霜雷火的，才有那金石之声。”

“人不琢不成器，琴也一样。”

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前，像是在暗示什么。

此刻，雷火劈过的梧桐就躺在眼前。

谭嗣同蹲下身，从树干上掰下一小块残木。

“少爷要做什么？”罗升问。

“做琴吧。”谭嗣同站起身，“应当能做两张。”

他给这两张还没出生的琴取了名字：一张叫“崩霆”，一张叫“残雷”。

崩是雷霆崩摧之意，残是残木成器之身——合起来，就是那道把他从梦里劈醒的惊雷。

或许也是心中那个想劈开什么的惊雷。

寻斫琴师不是易事。

瀏阳城里会修琴的多，会做琴的少。

谭嗣同托人打听，终於在县城西街找到一位老师傅，姓周，据说祖上在苏州斫琴堂做过活，太平天国那年逃难来的湖南。

周师傅的铺子又小又暗，墙上掛著几把旧琴，积著灰。他听谭嗣同说完来意，半天不吭声，只拿手摸著那块梧桐残木，翻来覆去地看。

“雷击木。”他终於开口，声音沙哑，“好东西。可是——”

他顿了顿，抬眼打量谭嗣同：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著月白长衫，腰间却別著一柄剑。剑鞘磨得发亮，分明是跟了主人多年的旧物。

“公子会弹琴？”

“会。”

“会多久了？”

“自幼学。”谭嗣同说，“跟过刘人熙先生。”

周师傅眼睛亮了一下：“刘人熙？在京城做官那位？”

“正是。”

周师傅又低下头，手指在木头上轻轻叩著，像在听什么。

半晌，他说：“这木头的脾气，我摸不准。雷火进去过，里头变了。做出来的琴，声音怕是不寻常。”

“不寻常才好。”谭嗣同说，“寻常的琴，人人会做，有什么意思？”

周师傅笑了，

“公子这话，倒像我们这一行的老话——琴如其人。那成，我试试。”

那个夏天，谭嗣同几乎天天往西街跑。

周师傅的作坊在后院，一间逼仄的小屋，到处是刨花和木屑。

他看周师傅画样、开板、挖槽腹，每一步都问，问完了就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罗升私下嘀咕：“少爷这是要做木匠？”

谭嗣同听见了，笑笑：“木匠怎么啦？鲁班也是木匠。天下的事，都是从一刨一刀里来的。”

有几天，周师傅不在，说是去山里收老漆。

谭嗣同就自己坐在作坊里，拿那块边角料试著刻东西。刻什么？

苦思冥想之间，他想起在北京时，大刀王五教他的刀法——那人说，刀剑之道，不在快，在稳。稳了，才有力量。

他刻的是一只小小的灵芝，歪歪扭扭的，自己看著都好笑。

但刻完，放在掌心端详，又觉得那笨拙里，有种说不出的憨厚。

两个月后，琴胎出来了。

两张琴並列摆在案上，木头还是本色，没上漆，却能看出不一样的性情：崩霆沉静，残雷飘逸。

“上漆得等，”周师傅说，“得等木头彻底干透。急不得。”

谭嗣同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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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阳城头槐叶黄落时，谭嗣同將那柄跟了自己多年的凤矩剑从墙上摘下。

近来他愈发觉得坐不住，又想出门了。

这柄剑七年前在甘肃任所时，父亲谭继洵的老亲兵赠他的。

剑出鞘三寸，寒光映著窗纸，僕人罗升在外间打了个寒噤。

他心里清楚，这些年跟著少爷走南闯北，见过了太多，大飢人相食，马匪横行，乱兵遍野，都是靠这柄凤矩闯过来的。

从12岁公子就出远门，18岁后更是仗剑万余里，足跡遍布直隶、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十余省。

“少爷，又要走？”

谭嗣同不答，只將《离骚》塞进行囊，又捡点了几块银饼。

昨夜心血来潮，案头摊著新写的诗稿——“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

夜读《船山遗书》至三更，胸中块垒难浇，索性研墨写下的残句。

实在耐著性子等到天亮，竟是一刻也不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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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灰色的。

衙门的旗杆、司门口的牌坊、长街上茶役肩上搭的手巾，全是灰扑扑的。

谭嗣同討厌这灰色，更討厌候补道们递手本时那种灰扑扑的脸色。

父亲命他纳资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他却迟迟不肯去赴任——那些佐杂人员聚在茶馆里吹嘘“宪眷”，拿京中密闻当茶钱，他看一眼都脏了眼睛。

“少爷天天说仗剑走天涯”，罗升咕噥著收拾行李，“天涯在哪儿？”

谭嗣同笑了笑：“走到哪儿算哪儿。”

一方面，他是抗拒官场，一方面，確实也是想找一条路。

新的路。

他回了一趟武昌，父亲从甘肃转到武昌任职，待了几天，又想走。

到了汉口码头，船是码头上常见的“鸭梢船”，后梢低矮如鸭尾，载客二十来人。

谭嗣同站在船头看解缆，缆绳一松，武昌城便像退潮的礁石般慢慢沉下去。

同舱的是个收帐的徽州商人，约莫四十出头，穿著一件半旧的藕色绸衫，袖口挽得齐整，就是话有点多，絮絮叨叨的。

船行过一阵，江面愈宽。

那徽州商人吸完了袋水烟，正用一小块绒布细细地擦著白铜菸袋上的烟渍，眼神却有些发直，盯著舱外浑黄的江水发愣。

“谭公子，”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先前低沉了些，“刚才咱们聊那武昌城的活气儿。依我看，如今这江上的买卖，才是真的活见了鬼。”

谭嗣同正翻著隨身带的书，闻言抬起头来，等著他的下文。

商人把擦净的菸袋搁在膝头，嘆了口气：“我这次出来收帐，走了三个地方，湖州、苏州、上海。往年这时候，手里早捏著一叠庄票，心里也踏实。今年？嘿，连回徽州老家的船钱，都快算计著花了。”

他顿了顿，忽然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说一个秘密：

“你听说前些年胡雪岩跟洋人斗法的事了吧？外头人都说他胜了，大败洋行威风，连钱庄的伙计都跟著耀武扬威的。

可我们徽州商帮里头，有消息灵通的老人说，其实胡雪岩没贏——或者说，里子败了，可他想干成的那件事，到底还是让另一拨人干成了。”

谭嗣同心念一动，合上书：“愿闻其详。”

“旗昌洋行，你总晓得吧？美国人的。”

商人用菸袋桿在舱板上画了个圈，“那洋行老早就在上海开了机器繅丝厂，可一直收不到顶好的茧子——乡下人信不过机器做的丝，总觉得自己土法縕出来的才是正经货。

后来他们学精了，不跟胡雪岩硬斗了，反倒找了个华人开的银行，合伙。那银行，据说背后是南洋帮的大佬，手眼通天。”

“还有人说，就是那位，金山九你总该知道吧。

那位虎踞洋外的大爷给胡雪岩设的局，连皮带骨给他吞了。还有人说，那阜康钱庄，如今早都换了姓。”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钦佩，又像是畏惧：

“他们不爭一时的价格。他们只做一件事：每年新茧上市之前，放出风去，有多少收多少，现银交易，不拖不欠。价钱比我们这些跑单帮的给得高，还稳当。养蚕的人家哪个不动心？到了第二年，最好的那批茧子——就是太湖边上、南潯那一带出的莲心种，七八个蚕茧才能繅出一两上等丝的——十成里倒有七八成，直接拉去了他们的丝厂。

剩下的，才是我们这些土丝行能挑的。”

“那……土丝行怎么办？”谭嗣同问。

商人苦笑：“土丝行？土丝行收不到好茧子，就只能收次等的。次等的，机器厂看不上，可我们卖给谁？

卖给那些老派的织户，织些粗绸，卖个辛苦钱。

可那些织户也快活不下去了——他们织出来的绸，样子老旧，价钱还贵；人家机器厂出的丝，匀净，光洁，织出来的绸软得像缎子，价钱还便宜。

城里头的太太小姐，谁还穿土绸？谭公子，你是读书人，该知道现在市面上最时兴的料子，都是人家自己的机器厂產的，不仅卖给美国人，还卖到上海，卖到南洋去，那都是人家的。”

他说著，从怀里摸出那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申报》，这回没有打开，只是拍了拍，语气里多了几分萧索：

“你看这报纸上，天天登什么湖丝跌价、丝业凋敝。可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人家手里的机器丝，价钱年年涨！去年一包上等厂丝，行情折合银子早就超四百两了。可我们手里这些土丝，二百两都没人要。”

“怎么会差这么多？”谭嗣同有些不解。

“因为人家洋人的织绸厂，只认机器丝。”

商人把报纸小心地收回去，声音低沉，“同样的茧子，土法繅出来，粗细不匀，还得人工再捻再炼；机器繅出来，一出来就是上等货，直接上织机。我们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到了人家机器跟前，竟成了劣等货。”

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抬起头，眼神里有一丝不甘，也有一丝认命：

“所以现在跑丝行的人，分了两拨。一拨像我们这样的，还在乡下收土丝，卖给老派的行庄，生意越来越淡，一年不如一年。

另一拨，脑筋活络的，乾脆投到胡雪岩的阜康那边去了——给机器厂跑腿，收茧子，赚个辛苦佣金。

可那还是我们徽商的路数吗？我们祖上几辈子，是靠著识货、懂行、讲信用，在茶和丝上头立住脚跟的。

如今呢？货是机器定的价，行是人家占的盘，我们这些人，倒成了给人家跑腿的了。”

“这满大清的丝业，叫胡雪岩背后那个南洋帮吃干抹净，连洋行都恨得牙痒痒，我们这些做土丝的又能有什么办法？前两年，还有人找上海的帮派使绊子，没想到自己倒叫人烧了家，谁还敢？”

他重新点燃纸媒子，凑近水菸袋，“咕嚕嚕”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一次，那声音里带著一种说不清的疲惫。

谭嗣同默然良久，

“照你这么说，”

他缓缓开口，“胡雪岩当年想做的事——把丝价抬起来，不让洋人压榨。如今反倒让那银行和旗昌做成了？”

“做成了？算是做成了吧。”

“不止是丝，人家现在连茶都盯上了！”

商人苦笑，“可那做成的，是他们自己的机器，自己的厂，是南洋帮银號的银子，不是我们这些人的生意。

价钱是高了，可那高出来的钱，进了谁的口袋？

上海的机器厂，南洋的机器厂，还有帮他们收茧子的阜康。最后呢，白花花的银子都流到安南，台湾搞洋务去了。我们这些跑了几十年丝的老帮子，反倒成了多余的人。”

他望著渐渐远去的江岸，忽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谭公子，你看这江水，年年这么流，可船已经不是当年的船了。我们徽商，在这条江上跑了三百年，如今怕是要靠岸了。”

船行至九江，码头上人声嘈杂。那商人拎起他的藤条箱，准备下船。临別时，他回头对谭嗣同拱了拱手：

“公子保重。下回再走这条水路，兴许就听不到我这样的人絮叨了——絮叨也没用了，这以后的事，都在能做洋务，能打洋行的人手上了。”

“总归，没落到洋人手里就好。

后会有期！”

说完，他瘦削的身影消失在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流里。

谭嗣同立在船头，望著九江城外连绵的青山，心里忽然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惘然。

机器、洋行、银號、电报……这些陌生的字眼，正在编织一张看不见的网，而这网上的每一根丝，都连著千万户养蚕人家的生计，连著像刚才那位商人一样奔波半生的营生。

机器轰隆隆，铁甲舰纵横江海，而他走遍大清，这一乡一县，还有多少人靠著传统手艺討生活？

船又开了，向下游而去。

前方是芜湖，是上海，是那个机器声隆隆的、陌生的新世界。

谭嗣同摩挲著剑鞘上的刻字。

去年去北京时，刘人熙先生专门赠他一句座右铭：“横民以法，横议以理”——先生专治船山学，教他不要只做吟风弄月的文人，要从荆公、船山那里寻经世致用的真学问。

是要变了…..

或许说，早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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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江风渐冷。

夜里谭嗣同睡不著，披衣出舱，见江月大如笆斗，照得水面万点碎银。

船尾艄公的儿子在哼小调，调子拖得长长的，

“怀胎正月正，奴家不知音，少年怀胎不知假和真。

怀胎二个月，奴家不晓得，叫声亲哥不要对外说。

怀胎三月三，小姐不吃饭，心中只想几个鸡婆蛋。

怀胎四月八，小姐回娘家，叫声爹妈多养鸡和蛋。

………”

“唱的什么？”

“湖北道情，《十月怀胎》。”后生害羞，住了口。

谭嗣同从怀里摸出几枚铜钱给他：“只管唱，我爱听这个。”

后生又唱起来，词儿土得掉渣，调子里却有股子江水的韧劲儿。

学问也好，做官也好，何尝不如此？

那些满人设的框，紧得太死，反倒不如这些洋外的人，活泼泼的。

此刻或许明白——真正的学问，本不该分什么中学西学，只分真学问、假学问。

南洋那位爷的事，他也不少关注，能贏得过舰队，能造出洋人抢著要的机器丝，能让南洋的华人抬起头，这大清，明明不少聪明人搞洋务，怎么就做不成呢？

真真假假，是哪里出了问题？

................

船过芜湖时，上来个传教的洋人，戴著顶瓜皮小帽，不中不洋的。

洋人见谭嗣同带著剑，眼睛一亮，用生硬的官话问：“先生是练武的？”

“练著玩。”

“中国剑，好！”洋人比划著名，“比我们击剑长，但太轻，没有力量。”

谭嗣同淡淡一笑：“剑不在轻重，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