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傲慢的远征（一）（1/2）

1882年3月18日

法属西贡，总督府。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坛正如走马灯般变幻，茹费理內阁虽已倒台，但扩张主义的思潮依然在国內政坛徘徊。

来自巴黎的电报的內容含糊其辞，

既要求“扩大法国在北圻（东京）的影响力”，又警告“务必避免与清帝国发生直接军事衝突”。

电报来自海军部长，內容简短却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政治暗示：

“关於北圻局势，政府授权您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保障《1874年条约》的执行。然而，鑑於突尼西亚战事后的財政压力，议会未必支持一场新的大规模战爭。希望你... 谨慎，且勇敢。”

“谨慎，且勇敢。”

维莱总督冷笑了一声。

这就是巴黎官僚的典型做派——既想要富饶的红河三角洲，又不想承担战爭的责任。

如果贏了，是法兰西的荣光。如果输了，就是前线指挥官的鲁莽。

荷兰指挥官的前车之鑑在整个南洋都让人心生畏惧。

门被推开了，海军上校亨利·李维业大步走了进来。

55岁的李维业与其说是个军人，不如说是个穿错了制服的巴黎文人。

他写小说，做法兰西学院的梦，眼神中总是带著一种忧鬱的玩世不恭。

他不仅仅是一名指挥官，在巴黎文学界，他曾是和杜马父子谈笑风生的小说家。

然而，文学的虚名未能满足他对名利的渴望，他需要一场战爭，一场像拿破崙远征埃及那样充满异域色彩的征服。

建功立业，为帝国建立功勋，不如写小说来的心潮澎湃？

“总督阁下，”

李维业摘下海军帽，敬了个礼。

“阁下，帕尔塞瓦尔號和德拉克號已经待命。只要您签字，三天后我就能出现在红河口。”

维莱转过身，盯著这位即將决定殖民地命运的军官：“亨利，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开了第一枪，就没有回头路。还记得弗朗西斯·加尔尼埃吗？九年前，他的头颅就是被黑旗军掛在河內的城墙上。”

弗朗西斯·加尔尼埃，这个名字在南洋的法国人，没人会忘记。

9年前（1873年），那位激进的探险家在河內城下被黑旗军斩首。

他的死，既是法国人的耻辱，也是他们再次北上的藉口。

李维业郑重回答，“阁下，我不会犯以往的错误。歷史告诉我们，既成事实永远是最好的外交手段。”

维莱敲打著桌面，再次看了一眼桌子上的1874年《西贡条约》。

法国人指责越南朝廷违反条约，暗中向清朝寻求册封，並纵容黑旗军骚扰红河上的法国商人。

“我再给你补充一些陆战队，”

维莱终於下定决心，“名义上，你是去加强河內领事馆的防御，去驱逐海盗。

你的任务是威慑，是展示三色旗的力量。至於是否开火……”

总督停顿了一下，眼神闪烁，“那取决於现场的情况。但我必须提醒你，如果搞砸了，巴黎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送上军事法庭，而我会声称从未下达过进攻命令。”

两人心照不宣。所谓加强防御，不过是外交辞令。

真实目的是为了红河。

国际局势正处於微妙的平衡点。

英国人刚刚在缅甸站稳脚跟，德国的商船频繁出入海防港。

红河是通往云南这一潜在巨大市场的黄金水道。

谁控制了红河，谁就控制了中国西南的咽喉。而顺化朝廷（阮朝）为了抵製法国，正在暗中资助刘永福的黑旗军阻断航道，这让法国商人损失惨重。

“听著，亨利。”

“……如果机会出现了，我不希望你错过。”

李维业接过命令书，嘴角微微上扬：“我会给巴黎带回一个行省，或者，给他们带回一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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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出发了。

这是一支精干的的特遣队。

旗舰是护卫舰德拉克號，紧隨其后的是帕尔塞瓦尔號。

为了適应红河浅滩的航行，李维业还调集了两艘轻型炮舰。

隨船搭载的，除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外，还有整箱整箱的步枪子弹和几门机关炮。

3月28日，舰队驶入北部湾。

在军官餐厅里，李维业正与他的副手们推演著战局。

“根据情报，河內城是由当年嘉隆皇帝请法国工程师设计的，典型的沃邦式要塞。”

一名参谋指著地图上的星形堡垒说道，“城墙厚度超过三米，护城河宽二十米。如果强攻，我们这点人连填护城河都不够。”

李维业摇了摇头，

“先生们。別再用拿破崙时代的思维打仗。

看看咱们的船，看看我们的线膛炮。对於亚洲的旧式军队来说，战爭不是靠人头堆出来的，是靠心理防线的崩溃。”

4月2日，法军舰队抵达海防。

这里是红河的门户。

法国领事和几名神父早已在码头等候。他们带来了最新的情报：河內城內人心惶惶，总督黄耀正在加固城防，但他手下的士兵大多拿著老旧的枪，甚至还有大刀和长矛。

更关键的情报来自一位常驻河內的探险家。

他私下告诉李维业：“越南人怕的不是你们的人数，而是你们的炮艇。只要那黑色的烟柱出现在红河上，他们的抵抗意志就会消减一半。”

李维业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这一路上的风景极其单调，灰色的天，浑浊的水，以及岸边那些像蚂蚁一样惊恐的土著。但我能感觉到，这浑浊的河水下流淌著黄金。我们是来开启一个时代的，无论用钥匙，还是用铁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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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4月3日。

河內，北门外红河水面。

法军的蒸汽战舰喷吐著滚滚黑烟，逆流而上出现在河內城外的水面上，整个城市都开始惶恐。

对於河內总督黄耀来说，这是噩梦成真的一刻。

黄耀，一位典型的儒家士大夫，科举出身，忠君爱国。

他又何尝不知法军此来的目的绝非善类。

站在河內高大的城楼上，透过单筒望远镜看著远处江面上的那些钢铁巨兽，如何不让人胆寒。

城墙上的几门青铜炮显得如此苍老无力。

整体的军备实力落后太多了。

“大人，”身边的副將低声说道，“法军派人送信来了。”

一艘小舢板靠岸，送来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函。李维业在信中写道：

“大法兰西国海军师司令、全权公使李维业致河內总督：

本司令奉命率军至此，旨在保护我侨民免受土匪海盗之骚扰，並確保通商条约之履行。

我军將驻扎於让佩伊斯（法国在河內的特许驻留地），望贵方给予配合，切勿生疑误判，自取其咎。”

根据1874年条约，法国有权在特定区域驻军，但很明显，李维业带来的兵力远远超过了护卫的需求。

黄耀眉头紧锁，沉默不语。

如果拒绝法军登陆，就会给法国人撕毁条约的口实，立刻开战。

如果允许法军登陆，这只老虎就会臥在臥榻之侧，隨时可以咬断他的喉咙。

“回信吧，”

黄耀终於下了决心，

“告诉他们，在此驻扎可以，但必须约束士兵，不得入城滋事。”

吩咐完，他长嘆一声，立刻回房间给顺化朝廷写信，

“彼等船坚炮利，意在吞併。臣日夜督修城防，然兵微將寡，人心惶惶。朝廷若无大军以此为援，河內恐难久守。臣唯有一死以报君王。”

隨著消息抵达，顺化的嗣德帝也陷入了恐慌。

朝廷內部主和派占了上风，他们幻想只要满足法国人的金钱要求，就能换取平安。

回復给黄耀的消息只有八个字：“相机行事，勿启战端。”

同样是见机行事的命令，对於野心家来说，是择机开战的暗示，对於保守派来说，这几个字，捆住了黄耀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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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登陆了。

李维业带著他的海军陆战队大摇大摆地入驻了河內城外的法国领事馆区域。

这里背靠红河，法军的炮舰就在身后几十米处提供火力支援。

法国天主教会在北圻经营多年，河內教区的主教成为了李维业最重要的盟友。

每天深夜，都有教民打扮的人悄悄溜进法军营地，送来城內的布防图。

“上校，”

主教指著地图，“北门是防御最坚固的地方，但也是离总督府最近的地方。如果您能炸开这里，越南军队的指挥系统就会瞬间瘫痪。”

“而且，”主教压低了声音，“城內的富商和百姓已经开始动摇。只要第一声炮响，民心就会崩溃。”

听了主教的建议，法军士兵开始频繁地在城外进行武装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