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財长（1/2）

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1500號。

財政部大楼。

2008年7月27日，星期日。晚上11点。

汉克·保尔森坐在他那间朝南的办公室里。

这间办公室很大，大到有些空旷。墙上掛著亚歷山大·汉密尔顿的画像——美国第一任財政部长，这栋大楼的缔造者。画像旁边是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財政部的部门旗帜。

办公桌极其整洁。没有多余的文件，没有装饰性的摆件，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保密电话、一个装著几支普通原子笔的笔筒，以及一杯已经凉透了的白开水。

保尔森不喝咖啡，不喝茶，不喝酒。只喝白开水。

他的左手腕上，那块卡西欧电子表的蓝色背光在暗淡的灯光下闪了一下。他按了一下按钮，看了看时间。

23:07。

他应该回家了。

他的妻子温迪大概已经睡了。明天早上六点他还要参加一个和美联储的联席电话会议，討论两房的最新流动性状况。

但他没有站起来。

他把视线转向桌上那份两房持仓匯总表。

他已经把这份文件翻了三遍了。每一遍翻完，胃的灼烧感就重一分。

数字不复杂。复杂的是数字背后那张看不见的网。

房利美和房地美，合计担保和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资產超过五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足够让人失眠了——它接近美国gdp的三分之一。但真正让保尔森的胃开始痉挛的，不是这个总数。

是那份附在匯总表最后三页的海外持有人清单。

中国。持有两房相关债券约五千亿美元。

日本。约七千亿。

俄罗斯。约一千亿。

还有中东的几个主权基金，欧洲的央行，亚洲的保险公司。

加起来，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两房债券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

这些债券在那些外国央行和主权基金的资產负债表上，被归类为“准美国国债“——安全性仅次於美国国债本身。

这些机构买它们不是为了赚利息差，是为了储存外匯储备。是因为它们相信美国政府不会让两房违约。

上周，中国和日本的驻美大使分別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国务院表达了“关切“。

“关切“是外交辞令里最轻的一个词。但保尔森在高盛做了三十二年国际业务，他太清楚当一个主权国家通过外交渠道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金融机构表达“关切“时，那个词的真实重量。

它的意思是：如果你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开始卖。

如果中国开始卖两房债券——哪怕只是减持百分之五，那就是两百五十亿美元的拋压。

在当前这个流动性已经极度紧张的市场里，两百五十亿的集中拋售足以引发连锁反应。其他持有人会跟著跑。利差会飆升。两房的融资成本会螺旋式上升。然后两房真的就不行了。

然后整个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底座就塌了。

保尔森喝了一口水。常温的白水在他发酸的胃里待了大约两秒，没有让情况好转，也没有让情况恶化。

他把水杯放回桌上，拿起铅笔，在拍纸簿上继续写。

七月十三日。他在cbs的《面对国民》节目上正式提出了火箭筒方案。向国会请求无限制的信贷额度和接管权限来支持两房。

“如果你口袋里有一把火箭筒，你可能根本不需要拿出来用。“

他在节目上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稳定，眼神坚定。

他在高盛的交易大厅里练了三十年的镇定。在摄像机面前维持这种镇定不比在交易台前更难。

七月十五日。sec发布裸卖空禁令。同一天他向国会正式提交了立法请求。金融股当天暴涨。雷曼涨了百分之十六。

那天晚上他回到这张书桌前，第一次觉得——也许，也许这件事可以被控制住。

火箭筒的逻辑是清晰的。威慑。展示力量，让市场相信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兜底，恐慌就会自行消退。不需要真的用那把火箭筒。

七月二十三日。眾议院通过了《住房和经济恢復法案》。法案授权財政部对两房进行注资和接管。

这是火箭筒从概念变成实体的一步。

参议院那边他也不太担心——两党在两房问题上罕见地形成了共识，因为谁都不想被指责“在房地產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袖手旁观“。

法案大概率会在参议院通过。也许下周，也许八月初。

到那个时候，火箭筒就正式装填完毕了。

但——

保尔森的铅笔在拍纸簿上停了一下。

他在那个“但“字后面留了一段空白。

因为“但“后面的东西，是他过去两周一直在试图不去想的。

火箭筒装填完毕了。然后呢？

他给国会的承诺是：这是威慑。我不会真的用它。

只要市场知道政府有这个能力，恐慌就会消退，两房就能稳住。

他在眾议院投票前的闭门会议上对那些议员们说：“把这个权力给我，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不会轻易使用它。给我火箭筒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不需要开枪。“

那些议员们信了。至少大部分信了。所以他们投了赞成票。

问题是，保尔森自己还信吗？

他看著桌上那份两房持仓匯总表。看著那些cds利差的数字。

七月十五日，裸卖空禁令和火箭筒方案同时出台的那天，两房的cds利差確实短暂收窄了。

然后它又开始走阔了。

不是暴涨。是那种每天涨几个基点的、缓慢的、像慢性出血一样的走阔。

到今天，房利美的五年期cds利差已经回到了禁令前的水平附近，甚至更高一点。

金融股也是。禁令当天的暴涨只持续了不到一周。然后涨幅开始回吐。雷曼从最高点又跌了百分之二十多。美林也在跌。花旗也在跌。

市场消化了裸卖空禁令。消化了火箭筒声明。消化了眾议院的投票。

然后继续按照它自己的方向走。

往下。

保尔森把铅笔放在拍纸簿上，靠在椅背上。

他原本的计划，他在七月初就制定好的、在法案通过之后按部就班执行的计划，是一个线性的、有序的、逐步推进的计划。

先解决两房。拿到授权，展示威慑，稳住市场。

然后处理雷曼。推动雷曼找到一个战略买家或者注资方——kdb、巴克莱、美国银行，谁都行。

让雷曼以一种体面的、不引发恐慌的方式完成自救。

然后处理美林。同样的逻辑。

一个一个来。有序的。可控的。

但过去两周发生的事情让他开始怀疑这个“一个一个来“的假设。

问题不是出在任何一家特定机构身上。问题是那种瀰漫在整个市场里的、无处不在的、像慢性毒气一样侵蚀著一切的东西。

不信任。

他能感觉到它。在每一个和华尔街ceo的电话里。在每一份从纽约联储送来的隔夜市场监控报告里。在每一次和盖特纳的深夜通话里。

信任在一点一点流失。不是某一天突然崩塌，而是每天漏一点，每天漏一点。

像一个水龙头没有完全关紧，你听得到滴水的声音，但你找不到那个坏掉的阀门在哪里。

不。他知道那个阀门在哪里。

至少他知道其中一个。

保尔森站起身，走到书架前。书架的第三层，在一排关於鸟类学的书籍后面——观鸟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他找到了一个他上周放在那里的文件夹。

他把文件夹抽出来，拿回书桌前。

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一份四页的列印稿，页眉上的標题已经被全世界读过了无数遍。

《关於当前市场环境与远星资本投资立场的公开信》

保尔森不是第一次看这封信了。七月七日发出来的当天，他的助理就把它放在了他的简报里。他当时只花了五分钟瀏览了一遍，在心里的归类是“一个做空者的例行唱空“。

然后indymac倒了。

然后他重新把这封信拿出来仔细读了一遍。然后又读了一遍。

现在是第四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