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浮桥下的铁盒（1/2）

拆迁队的铲车一铲下去，青弋江边最后一座老浮桥的桥墩就塌了半边。

那场面周驍后来跟江波形容过很多遍——砖头瓦砾往下掉的时候，露出一个生锈的铁盒子，就卡在桥墩中间的缝隙里，像是有人故意塞进去的。铲车司机没看见，第二铲就要下去，一个老工人眼尖，喊停了。

“差点就给铲成铁片了。”周驍说这话的时候，那个铁盒已经摆在技术科的台子上，锈得看不出原色，只有锁扣的位置还残留著一小片暗绿色的漆。

江波拿起来掂了掂，沉甸甸的。他晃了晃，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滚动。

“打开看了吗？”

“没，等您来呢。”周驍递过来一把小撬棍，“技术科说锈死了，钥匙孔都堵住了，只能撬。”

江波接过铁盒，没有立刻动手。他翻过来，看了看底部——那儿刻著一行小字，很浅，但还能辨认：“1998.3.8，阿珍。”

周驍凑过来看：“阿珍？这名字有点耳熟。”

江波没说话。他把铁盒放在桌上，拿起撬棍，插进锁扣和盒盖之间的缝隙。锈得太死，第一下没撬动。他加了把力，铁盒发出一声尖锐的嘎吱响，盒盖弹开一条缝。

一股霉味飘出来，夹杂著铁锈和旧纸张的味道。

江波把盒盖完全掀开。

里面躺著一本塑料封皮的日记本，巴掌大小，粉红色的封皮已经褪成灰白色。日记本旁边，是一张褪色的彩色照片，边缘捲曲，有几个指印的痕跡。照片下面，压著一枚铜质的印章，鸡蛋大小，上面刻著一个字。

江波没动那些东西，先看著。周驍在旁边拿手机拍照，咔嚓咔嚓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响。

“拿手套来。”

周驍递过来一副白手套，江波戴上，先拿起那张照片。

照片上三个年轻女孩，站在江边，背后是中江塔。塔比现在矮一截，周围是荒地，没有观景台，没有石栏杆，只有芦苇和江水。三个女孩勾肩搭背地笑著，穿著那个年代流行的碎花裙和蝙蝠衫，头髮烫得蓬蓬的。

左边那个笑得最开心，露出一口白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中间那个抿著嘴笑，文静一点。右边那个没看镜头，扭头看著江面，只拍到一个侧脸。

照片背面用原子笔写著三个名字：阿珍、小梅、秀英。日期是1997年夏天。

江波放下照片，拿起日记本。塑料封皮已经和里面的纸张粘在一起，他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

蓝色的原子笔字跡，很秀气，一笔一划写得认真：

“1997年6月1日。今天小梅说想去深圳打工，我不想去。我喜欢江城，喜欢江边的风。秀英也不去，她说要在家照顾生病的妈。三个人就要分开了，小梅哭了一鼻子，我跟她说，不管去哪儿，我们永远是好姐妹。”

江波翻了几页，都是日常琐事：在吉祥寺旁边的餐馆打工，客人给小费，老板娘骂人，晚上去江边吹风。日记里的“阿珍”是个爱笑的女孩，喜欢写诗，喜欢在江边看日落，喜欢一个“他”——但那个“他”一直没有名字，只叫“那个人”。

翻到中间，字跡开始变了。

“1997年11月3日。我有了。怎么办，我不敢跟他说。他知道会不高兴的。”

再翻几页：

“1997年12月20日。他知道了，没说话，抽了一整包烟。我以为他要赶我走，但他没有。他说让我生下来，他会负责。我信他。”

江波的手停了一下。他看了看照片上那个笑得最开心的女孩——阿珍，二十岁左右，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继续翻。

“1998年1月15日。肚子越来越大了，餐馆的活儿干不动了，老板娘脸色不好看。他说让我別干了，他养我。但他在江边的餐馆生意也不好，天天有人来催债。我不怪他，真的。”

“1998年2月10日。今天小梅来看我，带了好多小孩衣服。她说深圳不去了，就在江城找份工，陪我。我哭了，她骂我没出息。秀英没来，她妈病重了。我想帮她，但自己也没钱，心里难受。”

日记越来越短，字跡越来越潦草。

“1998年3月1日。他说要出去躲一阵，债主逼得太紧。我说你去吧，我等你。他说把孩子生下来，等他回来。我点头，没哭。等他走了才哭的。”

最后一页。

“1998年3月8日。今天是妇女节，餐馆放假。我一个人在屋里待著，突然想给他写信。写了撕，撕了写，不知道寄到哪儿。肚子里的孩子在踢我，踢得很有劲儿。我摸著肚子跟他说，等你爸回来，我们一家人去江边看日落。中江塔那边，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下面还有一行字，笔跡颤抖得很厉害，像是手在抖：

“她们都死了，下一个是我。”

江波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周驍凑过来，轻声念出来：“她们都死了，下一个是我。她们是谁？小梅？秀英？”

江波没回答。他把日记本放下，拿起那枚铜章。印章正面刻著一个“郭”字，边缘磨得很光滑，用了很多年。背面刻著“吉祥寺旁·郭记刻章”。

周驍在旁边说：“郭记刻章？吉祥寺那边以前是有个刻章的老头，姓郭，我小时候还见过，后来拆迁搬走了。”

江波把印章翻过来看了看，放回盒子里。他摘下白手套，靠在椅背上，点了根烟。

“查一下1998年失踪人口，有没有叫阿珍的。还有那个小梅、秀英，看看是什么人。”

周驍点头，转身出去。走到门口又回头：“波sir，您觉得这日记是真的还是假的？”

江波吸了口烟，看著那个生锈的铁盒。

“真的。”他说，“假的不会藏在桥墩里。”

那天晚上江波没回家，在办公室把日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阿珍的字从工整到潦草，从开心到绝望，每一页都在变。最后一页那句“她们都死了”写完之后，还有半页空白，但什么都没写。

阿珍后来怎么样了？她死了吗？孩子生下来了吗？那个“他”回来没有？

江波把日记本合上，揉了揉太阳穴。头痛又开始隱隱发作，每次用那个能力之后都这样。今天他没用——那个铁盒他没碰，只是在看。但不知道为什么，头痛还是来了。

他想起那个画面：女人的手抓著生锈的栏杆，被人生生掰开。那是方敏，也是李红梅。她们死前最后的画面，他看见了。但他没看见的是，三十年前，有没有另一个女人也这样抓著什么，被人推进江里。

手机响了，周驍打来的。

“波sir，查到了。阿珍，全名陈阿珍，1998年失踪，当时21岁，在吉祥寺旁边的江边餐馆打工。报案的叫秀英——就是照片上那个，全名马秀英。马秀英说阿珍失踪前怀孕七个月，突然就没了人影。”

江波坐直了：“孩子呢？”

“没孩子。马秀英说她去找过阿珍，屋里没人，东西都在，像是一夜之间蒸发了。她报警，派出所查了几个月，没结果。”

“马秀英现在在哪儿？”

“查到了，住鳩江区，一个老小区。”周驍说，“我明天去找她？”

江波看了眼时间，晚上十一点半。

“现在去。”

周驍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现在？”

“现在。有些事过了一夜，人就变了。”

四十分钟后，江波的车停在一个老小区门口。九十年代的房子，六层，没电梯，楼道灯坏了几个，黑漆漆的。马秀英住五楼，周驍在前面打著手电筒，江波跟在后面，脚步声在楼道里迴响。

敲门。没人应。

再敲。还是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