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2章 我们只是送还了一位诗人（万字大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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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5月25日，巴黎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所有报亭前都排起了长队。

《小巴黎人报》头版用了一整版刊登莱昂纳尔在维克多雨果大道130號门前的演讲全文。標题是加粗的黑体字：《“他们想把雨果从穷人那里偷走”》。

报纸在早上七点就被抢购一空。报童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边跑一边喊：“號外！索雷尔先生怒斥政府！“作家最危险的命运是被权力拥抱』！”

蒙马特高地的一间咖啡馆里，一份报纸摊在桌上，有人大声朗诵著。

当念到“政府想从穷人那里把雨果先生偷走”的时候，一个老工人一拍桌子：“说得对！雨果先生的钱给了穷人，他们倒好，拿十万法郎摆排场！”

拉丁区的一间学生公寓里，几个索邦的大学生围著桌子討论。

其中一个拿著《小巴黎人报》念道：““如果接受了他们的安排，那么从此以后，在法国，一位作家最危险的命运，不是被权力迫害，而是被权力深情地拥抱，直至成为它的一部分。』”

念完他抬起头：“大家都明白索雷尔这话什么意思吧？”

“当然明白！意思就是政府想把雨果变成他们的招牌。”另一个学生说，“好让自己那些骯脏的勾当都变成光鲜的功绩。”

第一个学生点了点头：“有道理。所以索雷尔说他们“想从穷人那里偷走雨果』。”

“对。雨果的遗嘱写得清清楚楚，他要用穷人的灵车。政府偏要搞国葬，这不是偷是什么？”旁边一直没说话的一个高年级学生冷笑了一声：“你们真以为政府在乎雨果的遗嘱？他们在乎的是葬礼那天，全世界的报纸都会登出“法国为雨果举行国葬』的消息。这才是他们要的。”

“那就让他们办不成！”

波旁宫的总理办公室里，亨利布里松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著好几份报纸，不过每一份的头版都让他血压往上升。

內政部长亨利阿兰-塔尔热坐在他对面，脸色也不好看。葬礼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朱尔西蒙坐在旁边，手里拿著一份电报。

“现在外面怎么说？”布里松问。

阿兰-塔尔热嘆了口气：“《费加罗》《小巴黎人》《世纪报》《吉尔布拉斯》，还有外省的报纸，全都登了索雷尔那番话。尤其是“偷走』和“最危险的命运』那两句，到处都在传。”

布里松一拳砸在桌上：“他就那么几句话，把我们全盘的计划都搅乱了。”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朱尔西蒙开口了，“我们要想下一步怎么办。”作为前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长，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阿兰-塔尔热看了看布里松：“要不……调整一下？葬礼规格降一降？”

“不行。”布里松斩钉截铁，“议会已经通过了国葬决议，十万法郎的预算也批了。现在降规格，全法国都会说我们被索雷尔嚇住了。”

朱尔西蒙点了点头：“我同意。国葬必须办，而且要办得体面。但我们得换个说法。”

“什么说法？”

“对外就说，我们尊重雨果先生的遗愿，所以葬礼会保持简朴。但凯旋门的布置、先贤祠的安葬，这些都是国家表达敬意的方式，不矛盾。”

阿兰-塔尔热想了想：“这个说法可以。但洛克罗伊夫人那边怎么办？她手里有雨果的亲笔遗嘱，而她现在只相信索雷尔那个混蛋！”

布里松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才开口：“他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关键是，葬礼需要组织。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没有军队引导人流，没有市政部门协调交通……

两百万人涌进葬礼现场会是什么后果？踩踏、斗殴、混乱！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转过身看著几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按原计划推进。凯旋门照常布置，先贤祠照常改造。索雷尔要办他的“穷人的葬礼』，那就让他办。但我们不配合，看他怎么收场。”

阿兰-塔尔热眼睛亮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没有政府，他们连路都封不住。到时候出了乱子，我们正好接手。而且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到索雷尔他们身上一一是他们非要违背政府安排，才导致葬礼失控。”

朱尔西蒙想了想：“这確实有可能……但万一没有乱子呢？”

布里松冷笑了一声：“两百万人，没有组织，怎么可能不乱？你见过哪次大规模集会没有组织好，然后还不出事的？”

阿兰-塔尔热这时插了一句：“我听说索雷尔跟保罗拉法格关係不错。如果拉法格的工人党介入组织，也许真能稳住场面。”

布里松摆了摆手：“拉法格今年年初就因为鼓动革命被关进去了，现在还在圣佩拉吉监狱待著呢。他出不来。”

“就算他不在监狱里，他也不会帮索雷尔这个忙。”朱尔西蒙忽然说了一句。

布里松和阿兰-塔尔热都看向他。

朱尔西蒙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你们不知道拉法格怎么评价雨果？”

“怎么评价？”

“拉法格说，雨果是个“资產阶级机会主义者』，用华丽的辞藻和廉价的感伤主义掩盖阶级本质，是“所有骗子中最大、最反动的一个』。这是他的原话。”

阿兰-塔尔热愣了一下：“他真这么说？”

“当然是真的。所以拉法格和他的工人党根本不会来给雨果办葬礼。不捣乱就不错了。”

布里松听完，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我们就更不用担心了。索雷尔连组织人手都凑不齐，拿什么跟我们斗？”

阿兰-塔尔热也跟著笑了：“看来这场葬礼，最后还是得我们接手。”

布里松重新坐回椅子上：“就这样定了吧。凯旋门的布置继续，先贤祠的改造加快。索雷尔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只管把该做的事做好。葬礼那天，巴黎的街头会证明谁才是对的。”

当天下午，政府的工作照常推进。

星形广场上，工人们开始往凯旋门上掛巨大的黑底金边帷幔。帷幔从拱顶一直垂到地面，把整座凯旋门包裹得像一个披著丧服的巨人。

帷幔上缀满了盾形纹章，每一枚都刻著雨果一部作品的名字一一《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静观集》《歷代传说》……

凯旋门正下方，工人们开始搭建一座豪华的灵。灵用黑色大理石贴面，四周摆放著棕櫚树和白色百合花，基上预留了摆放灵柩的位置。

基后面是观礼，预留了三百个座位，给政府官员、外国使节和各界名流。

广场四周，工人们还在搭建用来分隔人流的临时栏杆，每隔十米就有一个警察站岗的位置。巴黎市政厅的工人们也在忙碌。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两侧搭建看，看用木板和脚手架临时拚成，外面包著黑布。

这些看是预留给议员、法官、教授、军官等“社会精英”的专区，平民没有资格坐上去。协和广场上，工人们正在竖立起一根根旗杆，准备悬掛前来葬礼现场的各国使节的国旗。高耸的埃及方尖碑也被黑纱包裹起来，顶端放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花圈。

所有的工程都在赶工，工人们两班倒，日夜不停地干。现在的巴黎市民走过这些地方，都要绕道而行。5月26日上午，《政府公报》刊登了两道总统令。

第一道法令宣布：先贤祠恢復其1791年的原始用途，成为“国家伟人的墓地”。拿破崙三世与歷代王朝赋予其宗教性质的一切法令，统统废止。

第二道法令写得更加明確：“维克多雨果的遗体將安葬於先贤祠。”

这是自1791年米拉博以来，第一次有人直接以国葬规格进入先贤祠；也是第一次，一位作家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被纳入共和国的万神殿。

消息一出，共和派的报纸一片欢呼。

因为眼下先贤祠实际上仍然是一座宗教建筑一一它的官方名称是圣热內维耶芙教堂。

教堂正面高悬著十字架，內部有祭坛与宗教陈设，由一支名为“圣热內维耶芙咏礼司鐸团”的六人神父团体主持日常宗教活动。

先贤祠的命运堪称法国政体更迭的晴雨表，它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反覆横跳了近一个世纪。最早它是路易十五大病初癒后发愿建造的教堂；法国大革命后制宪议会颁布法令，將这座刚完工的教堂世俗化，更名为“先贤祠”，门楣刻上了“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的箴言。

后来拿破崙一世登基后，又颁布法令將先贤祠归还教会，恢復为圣热內维耶芙教堂。门楣上的世俗铭文被抹去，宗教仪式也被重新恢復。

等七月王朝復辟后，路易-菲利普又將其重新改为先贤祠，但功能模糊，既非纯粹的陵墓，也非完全的教堂，更多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后来拿破崙三世发动政变成为新的皇帝，再次颁布法令將先贤祠彻底恢復为国家教堂，並建立了一支由六名神父组成的“圣热內维耶芙咏礼司鐸团”，专责“为法兰西祈祷，为安葬於此的死者祈祷”，门楣上的革命铭文也再次被凿去，十字架重新耸立起来。

第三共和国的政权稳定以后，议会曾通过法案，试图恢復先贤祠的世俗性质，但遭到参议院阻挠，不了了之。

如今，雨果的去世为共和国提供了不可错过的契机！

《小巴黎人报》的头版標题是：《世俗共和国对教权的胜利》。

《世纪报》写道：“先贤祠终於回归了它的使命一一安葬那些为法兰西增光的伟人。雨果先生作为其中最杰出者，理应有此殊荣。”

《共和国报》则更加直接：“十字架从先贤祠滚出去！雨果要进来了！”

教会的报纸自然炸了锅。

《宇宙报》的头版只有一个標题：《撒旦得胜了》。

正文写道：“共和国將圣热內维耶芙教堂从上帝手中夺走，献给了一个写书的凡人。这是法兰西对上帝的公开背叛。”

《十字架报》则哀嘆：“法国被从教会手中夺走，献给了共济会的崇拜。雨果的灵柩放在哪里，哪里就是褻瀆之地。”

里昂的主教发表公开信，称总统令是“对天主教徒的侮辱”；马赛的主教號召信徒们“为法兰西祈祷，求上帝赦免这个国家的罪”。

但政府不在乎，总统儒勒格雷维签署法令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教会会有什么反应，但他需要的不是教会的支持，而是共和派的欢呼。

法令见报以后，先贤祠广场的气氛骤然紧张。

工人们开始拆除先贤祠正面的十字架。这座十字架是铜铸的，有三米高，嵌在山墙的石雕里。工人们先搭起脚手架，然后开始用锯子锯十字架与石雕的连接处。

消息传开，天主教徒开始聚集在先贤祠广场。起初只有几十个人，站在广场边上，远远地看著工人们施工。他们手里拿著玫瑰经念珠，嘴里念念有词。

到了中午，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达到了三四百人。终於有人开始喊“这是褻瀆”，还有人试图衝进广场阻止施工。警察不得不拉起了警戒线，把人拦在外面。

下午两点，衝突还是爆发了。

一群年轻的共和派学生举著三色旗来到广场，对著那些天主教徒喊“共和国万岁”“教会滚出去”；天主教徒则回骂他们“撒旦的走狗”。

双方先是互相扔东西一一石头、烂水果、空瓶子。然后开始扭打在一起。

警察衝进去拉架，但两边都不听。有天主教徒被打破头，血流了一脸；还有学生被打掉两颗牙，满嘴是血。

警察不得不鸣枪示警。枪声一响，人群才散开。但已经有好几个人受了伤，被抬走了。

第二天，类似的衝突又在先贤祠广场发生了一次。这次规模更大，有上千人参与。警察抓了上百个人，才勉强控制住局面。

《十字架报》把这两次衝突描述为“共和国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宇宙报》则呼吁信徒们“不要屈服於暴政”。

共和派的报纸则反过来指责教会“煽动暴乱”“破坏公共秩序”。

整个巴黎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政府，一派支持教会。两派的人在街头相遇，都要互相瞪一眼，骂几句。

洛克罗伊夫人坐在维克多雨果大道130號的客厅里，手里拿著一份报纸，眉头紧锁。

莱昂纳尔坐在她对面，喝著咖啡。

“索雷尔先生，外面这么乱，葬礼还能顺利举行吗？”洛克罗伊夫人问。

莱昂纳尔放下杯子：“能。”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人们对雨果先生的敬意，会超越政客们的想像。”

洛克罗伊夫人看著他，嘆了口气：“我希望你是对的。这几天来家里的人越来越多，从早到晚不断。我看著他们，心里又感动又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辜负他们。雨果先生把这么多人的爱戴留给我们处理，我怕做不好。”

莱昂纳尔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著楼下的花海：“您不用担心。我们只要按他的遗嘱办就行。简朴、安静、有尊严。这就是他想要的。”

“但政府那边……”

“政府那边我会处理。”莱昂纳尔转过身，“他们想办国葬，想用雨果先生的尸体给共和国贴金。但我们有全法国爱戴雨果的人，我们不是独自在战斗。”

洛克罗伊夫人点了点头：“那就拜託你了。”

与此同时，巴黎各大火车站开始变成人的海洋。

从马赛来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从里昂来的火车，连车顶都恨不得坐上人；从波尔多、南特、里尔、南锡来的火车，每一趟都超员近一倍。

人们背著包袱、提著篮子、抱著孩子，从法国的四面八方涌向巴黎。

他们是工人、农民、小店主、职员、教师、学生……他们不是被政府邀请来的，也没有人组织他们。他们自己买了车票，自己坐了火车，自己找到了住处一一如果找不到住处，就睡在火车站、塞纳河边、公园的长椅上。

他们来巴黎只有一个目的：送雨果最后一程。

圣拉扎尔火车站外面，一个从勒阿弗尔来的老水手坐在阶上，身边放著一个帆布包。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勒阿弗尔。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

“你认识雨果先生吗？”

“不认识。但我在酒馆里听別人读过他的书，《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他写那些穷人，写那些受苦的人，写得真好。我就想来送送他。”

类似的对话，在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

到了5月30日，涌进巴黎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万。旅馆爆满，民宿爆满，连教堂的收容所都满了。有些人实在找不到住处，就乾脆睡在塞纳河的桥洞下面。

巴黎的市政系统达到了最大负荷。垃圾没人收，自来水供应不足，公厕排起了长队……警察局的人手也严重不足，到处都是交通堵塞，巴黎乱成了一锅粥。

亨利布里松坐在办公室里，听著阿兰-塔尔热的报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现在怎么办？”阿兰-塔尔热问，“人太多了，我们的警察根本不够用。”

“不够用就调军队。”

“军队已经调了。但指挥不了交通，管不了那些乱扔垃圾的人。”

布里松沉默了一会儿：“不用管。让他们乱。”

阿兰-塔尔热愣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不用刻意维持秩序。人越多越好，越乱越好。等到葬礼那天，如果真出了大乱子，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接手。而且索雷尔要负全部责任。”

阿兰-塔尔热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看著？”

“看著。什么都不用做。”

阿兰-塔尔热点了点头，退了出去。

亨利布里松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点燃了一支雪茄，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然后看著窗外的天空。“索雷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

5月31日，维克多雨果大道，今天是雨果正式入殮的日子。

从清晨开始，整条街就被人群挤满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沿著人行道站成一排排，肩膀挨著肩膀，脚尖碰著脚跟。

街道两旁的窗户全部打开，窗上探出无数颗脑袋。连屋顶上都爬满了人，他们坐在屋脊上，两只脚悬在半空中摇晃。

警察在人群外围拉起了警戒线，但他们不敢推操，不敢嗬斥，只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儘量维持住最基本的秩序。

街道的另一头，上千名军人列队站在几个街区外的指定位置。他们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带队的军官不时看怀表，等待命令。

只要现场发生规模化的骚乱，他们就会立刻接管葬礼一一包括维克多雨果的灵柩在內。

內政部的密探混在人群里，拿著笔记本，记录每一句能听到的话，记下每一个看起来像“危险分子”的脸。

气氛紧张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下午五点整，维克多雨果大道130號的铁门开了。

最先出来的是六个僕人，他们在阶上铺了一块灰色的粗布，从门口一直铺到马车停靠的位置。然后，一辆灵车从巷子拐了出来。

那不是带著政府徽標的黑色马车，也不是有共和国卫队护送的豪华灵车，那就是一辆再朴素不过的，专门为赤贫者准备的普通灵车。

木质的车厢，没有任何油漆和装饰，木板还裸露著原本的顏色，上面甚至有虫蛀的痕跡。

人群中立刻有人开始低声哭泣，哭声渐渐匯聚成了一片悲伤的海洋。

一个老妇人抓住身边陌生人的胳膊，声音发抖：“他真的……真的用了穷人的灵车。”

莱昂纳尔索雷尔从门里走了出来。他穿著一身黑色的礼服，没有戴礼帽，手里拿著一份文件一一那是雨果1883年8月2日亲笔手书的遗嘱原件。

他的身后跟著两个人：奥古斯特瓦克里，雨果的主要遗嘱执行人，负责雨果的后事；保罗默里斯，雨果指定的“文学遗嘱执行人”，负责处理雨果的作品版权。